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十年内战下叙利亚妇
叙利亚十年内战间，数百万的叙利亚国民被迫流离失所，目前有万叙利亚难民居住在土耳其，然而还有超过85万的叙利亚人暂居黎巴嫩，他们在等待战争平息，渴望重返家园。
居住于黎巴嫩的叙利亚妇女们在异国艰难地回到往日正常的生活，在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下，通货膨胀让黎巴嫩经济下行。根据去年12月联合国发布的评估报道，89%的叙利亚难民生活贫困，年10月以来，黎巴嫩的食品价格几乎上涨了两倍，有一半的叙利亚难民陷入粮食危机，并且由于努力支付食物和房租，他们负债累累。
对于妇女来说，经济压力更加严峻，这些家庭的主妇常常更直观地面临着全家在粮食上的紧缺，也不再有条件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孩子们辍学后，一般会去工作补贴家用。
75岁的Foza：家乡的房子被炸毁后，我丢掉了家门钥匙
我从叙利亚来到黎巴嫩，关于过去生活的印记只有一张合照，是我和已故丈夫的合照——为了纪念他，我把这张照片放大挂在出租房里。
当我离开叙利亚的时候，家乡的房子还没有被战火毁坏，丈夫在战争之前就去世了，战争还没打响的时候我们就时常没有安全感，于是孩子们先离开了，之后我也去了黎巴嫩和他们一起生活。
走的时候我只带了这张照片和一些衣物，锁上公寓的门，我想，为了体面稳定的生活，我们可以付出一切财力和精力。当有人告诉我家乡的房子已经被炸弹炸毁时，我只是平静地丢掉了家门钥匙，从那之后，生活变成了生计，而幸福这个词，我也不会再提及了。
现在我对这些身外之物都不再看重，我和孩子们有尊严地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49岁的Mariam：再过十年，我们可以回家吗？
这是我住在黎巴嫩的第四年，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们的家里没有电，只能去买饮用水，支付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他们都已经辍学了，我时常担忧，未来他们会因为学历被人歧视。
我经常会想到以前在叙利亚生活的日子，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幸福、体面，不像现在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丈夫的工资足以支撑我们一家人的支出，我也不用为了收入发愁外出打工，内战发生前的那段时间，应该是我关于“幸福”最深刻的记忆了。
再过十年，我希望我们能回到家乡，孩子们继续上学读书。
18岁的Abir：回不去的除了家乡，还有未完的教育
这是我来到黎巴嫩的第八个年头，十岁那年，内战开始了，父母告诉我们，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们只是暂时搬到黎巴嫩避难，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想着只是短暂的休学而已。
而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孩子也将要出生，我和公婆住在一起，母亲固执地没有离开叙利亚，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她，只是每个月会打一次电话。
我每天在养殖大棚里种植草莓，经济不景气，在叙利亚的家乡也被战火波及成了废墟，这里的生活过得也非常拮据，过去我在学校里接受着教育，渴望成为有学识的人，而在怀孕之后，我就完全放下了重返学校的念想，但是我会尽力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我对于将要做母亲这件事十分忐忑不安，在医院生产的费用非常高，我们的钱不够，但之后如果有足够的钱，我会再去看一次医生。
如果经济继续不景气，我要怎么给我要出世的孩子一个体面的生活？
27岁Nisrine：离开叙利亚的时候，只带了几件衣服和御寒的毛毯
年，炮弹炸毁了我们的村庄，村庄离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很近，我们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从叙利亚搬到黎巴嫩。
一开始我以为只要十天左右就可以回家，只带了几件衣服，冬天很冷，我又带了一条红色的毛毯。
现在我在农田做农活，赚钱还房租，他们每天给我黎巴嫩镑（4.7英镑）的工钱，即便如此每个月都会累积债务，只能在下个月尽力还清。为了省钱，我必须为婴儿减少换尿布的频率，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干干净净地生活，他们也会经常清洁，但是因为装水的工人很忙，我们一家也不会每天都洗澡。
我没有接受过很高的教育，在当时的年代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低，当我读到六年级的时候，父母说：“现在你已经能认字和写字了，已经足够了，可以来田里帮忙做农活。”
现在我的孩子都在上学，但是因为疫情他们只能在家读书，除此之外也会去田里父亲一起做农活。
如果回到叙利亚，丈夫会被征入军队，但即使在叙利亚我们挤在小房子里，也会觉得充满了安全感，因为我们可以在家乡的土地上，和一家人在一起。
36岁Khaldieh：儿子是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我在黎巴嫩生活了4年，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出租屋里，因为背痛我不能去田里干重活。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和儿子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我不希望他未来也过这样的居无定所的日子。
现在我和我兄弟一家住在一起，八个人挤在小出租屋里。每天要断电两三个小时，晚上停电去厕所的时候，我们只能随身带个小灯，或者带一个孩子或一个男人，才会觉得更安全。
每个月我会领取联合国发放的津贴，有黎巴嫩镑（70英镑），但对于维持我和儿子的生活还远远不够，过去几年，因为通货膨胀，很多东西的价格上涨了很多倍。
我希望我能恢复工作，买得起衣服，我不能像其他人一样为自己的孩子买很多东西，现在他上学的学费也是找别人借的——我负债累累。
之前在叙利亚的时候，我们收入也很少，丈夫入狱时我的儿子只有一个月大，我过去在农田里采摘水果和农作物，但现在因为身体原因我也难以从事这样的工作。
人们因为我是个单身母亲而议论我，但是我自己有能力养活儿子和自己，也不想被人看不起，儿子对我来说是我唯一的盼头，为了他我才有继续努力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35岁Nafla：丈夫每天看叙利亚的新闻，变得越来越沉默
年我来到黎巴嫩，现在我有四个孩子，两个在叙利亚出生，还有两个出生在黎巴嫩，我之前是一名老师，但是我的孩子现在和其他孩子一样，没有去学校上学，这些十五六岁的住在帐篷里的孩子们还不会读写，但是他们却要学会如何在这样艰难的经济状况下生存。
因为是叙利亚的难民，这些孩子在当地的学校很难被接收。
我想为他们在帐篷里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教他们历史，但是目前的情况很难实现。
在叙利亚的时候，我和丈夫住在整个家族的房子里，和他的弟弟一起，因为收入拮据，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四十几天的时候就去找工作了，我带着儿子一起去教书，回家之后我会继续做家务。
叙利亚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工资发放也很非常困难，我有一整年没有拿到工资，虽然生活困难，但是那一年同事们互相帮助，每个人都非常友善。
后来，我们的村庄被占领，第一件事就是禁止男孩和女孩在同一所学校读书，他们不断地在很多方面提出限制，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情境会发生：我们被要求蒙面并带手套遮住双手。
后来限制和管控越来越多：如果妇女露出了眼睛，会要求她出示身份证并拘留她的丈夫；如果孩子穿了一件有标识的上衣，他们会将父母逮捕入狱或者罚款。要交的税越来越高，即使我们要从橄榄树中提取橄榄油，他们也要收取我们的部分收益。
我怀着8个月的身孕坐船逃离叙利亚，当离开边境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再也回不了家。
我的丈夫刚到黎巴嫩的时候在攒钱，他觉得终有一天我们可以恢复往日的生活，但是他每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叙利亚国土充满了杀戮、破坏和战火，变得越来越沉默。
“叙利亚有超过半数的孩子，没见过一天的和平”
自年起，WeWorld组织就一直在援助在黎巴嫩的非正式居民和社区里的多名叙利亚难民，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并确保孩子能接受教育。
截至年3月15日，叙利亚冲突爆发已经十年，似乎很难再有什么东西，能让人回忆起它曾经的宁静。每一处残垣断壁，每一段颠沛流离，都在讲述着战争“后遗症”带来的创伤。
（图片来源《卫报》综合报道）
武汉晨报实习记者胡欣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z/708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