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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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北京宗教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二辑。唐太宗贞观九年（年），奈斯多利派主教阿罗本东入长安，此为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正式发生联系之开端[1]。唐德宗建中二年（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树立，碑文记载景教入华发展始末。会昌五年（年），唐武宗下诏灭法毁寺，史称“会昌灭法”，这一针对佛教的行动让景教也受株连，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相遇就此惨淡收场。历大唐一朝，景教盛极一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世界四大石刻之一[2]，与洛阳景教经幢、景教瘗穴并列为唐代景教三大发现。至于周至大秦寺古塔虽存争议，然其七层八棱楼阁式空心砖塔之形制风格迥异于唐代之四面塔[3]，且其塔内二、三层景教泥塑与四、七层三处古代叙利亚刻字今日犹在[4]，不可否认其与景教之联系。在古都西安，此二者为早期教会入华之重要物证，实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至铁木真之崛起，在其收服信奉景教的部族[5]过程中受到影响，景教在蒙古人当中拥有了立足及发展的空间，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景教徒此后随着蒙古人的铁骑再入中原。随着一个世界帝国的崛起，正统的天主教传教士也随着蒙古人的马队和各国商队进入中原，孟高维诺直入大都，在这里留下存在的证据。北京房山三盆山崇圣院相传为景教徒列班扫马隐修之地，今日仍有石碑、石刻、柱础留存。孟高维诺在皇城脚下所建的教堂，徐苹芳认为在今日地安门以北、海子桥附近[6]。他还断言今日地安门外、海子桥东帽儿胡同以北明清显佑宫之处便是当年也里可温十字寺旧址[7]。当年在这海子桥畔，天主教堂与十字寺比邻而居，今日教堂虽已不在，但今日之海子桥作为什刹海文化风景区的一部分内容，已然具备全新的时代特征。然而，若将以上这些称之为文化遗产，问题就出现了，因其中既有纯粹的可移动的文物，又有不可移动的建筑乃至遗址，那文物与文化遗产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究竟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概念显得如此模糊。便从今日之什刹海区域来说，文物所在多有，现代气息亦不少见，文物依然可以称之为文物，但这种掺杂了现代时尚气息的所谓历史风貌地区又该算是文化遗产么？该如何定位，之后才谈到继承、保护、利用，乃至开发。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一、关于天主教文化遗产的界定一个存在是不是遗产、是否值得保护，首先要解决概念问题，很多的人为破坏就是源于概念的缺失或者认知的错误[8]。（一）“文物”与“文化遗产”的概念首先，遗产是历史的遗留物，指向现世和未来。因其品类繁多、纷繁复杂，造成其界定带有鉴定人本身的主观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能够对某种历史遗留物在界定上达成“遗产”的共识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机制之下对其进行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是对其进行保护的前提。其次，不论“文物”还是“遗产”，其概念都会随时代发生变迁，都会因每个时代的生活内容不同而发生改变，都会因每个时代不同的审美体验要求而加以取舍。例如若从艺术角度来说，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审美要求，故此对于文物或遗产的判断便带有鲜明的时代审美要求。同时这种对于审美的要求转化为诉求，在创造新的艺术作品时加入了这个时代的审美诉求而成为一种对美的追求和行为倾向，凝结了人类情感的结晶，塑造成全新的作品[9]，而多年之后的这些作品又成为下一个时代的“文物”或者“遗产”，与不同时代的“文物”或者“遗产”一起，面临继承与保护的问题。第三，在漫长岁月中，“文物”和“遗产”的概念虽出现时间不同，但均随历史的发展而变迁，在不同的时代出现不同的解读[10]。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年颁布、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是本文所使用的概念，当中对“文物”一词有着明确、具体、全面的规定[11]。（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文化遗产”的概念同样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在联合国层面和中国层面都曾有过不同的解读[12]，而在中国的解读中，“文化遗产”一度等同于“文物”，直到国务院在年12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在中国层面上，“文化遗产”才有了一个相对明确的概念，并被赋予适合国情的新的内涵[13]。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迹、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14]。（二）天主教文化遗产的界定马奔腾认为，《通知》的下发虽然有利于对文化遗产的综合认识和保护，然而对文化遗产在认知上的矛盾则主要体现在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态度上[15]。本文所言的天主教文化遗产主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对于天主教文化遗产在认知上的矛盾则并非体现在“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态度上，而是体现在国人对于天主教文化遗产本身所浓缩的历史投影在现世人们心中而造成的对其的好恶与态度上。天主教的在华发展历史上曾遭遇三进三禁，毕竟作为外来宗教，其意识形态与本土宗教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历史的变迁又没有像佛教的本地化一样留给天主教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以完成本地化的过程。特别是在近代，剧烈的时代变迁在百年间席卷了整个中国。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中国社会由于有形可见的原因而被强行带入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轨道，国人因为所见所闻的一切而把传教士的活动与帝国主义的入侵画上等号。此一时期的各国教会势力完全屈从于本国的政治势力而为了本国的在华利益而努力，以西来“主人”的形象进入中国传教，完全不顾及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而片面地为之注入欧洲式含意，这一行为给日后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预留了一块极坏的土壤，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自尊。19世纪末，中国社会掀起了强烈的反教会浪潮，教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虽然在民国十一年（年）刚恒毅枢机主教来华之后为教会的本地化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6]，然而之后黎培里的所作所为使得刚恒毅的努力付诸东流，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迅速席卷中国。故此，建国之后在天主教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知矛盾，这源于这个民族所受到的伤害，什么该予以保留，什么则必须拆除，有时这种保留与否的决定甚至与政治倾向挂钩，在涉及到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伤痛而今又必须正视的天主教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方面，这个“度”很难把握，什么是应该予以继承和保护的天主教文化遗产，更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例如北京阜成门外马尾沟滕公栅栏墓地在庚子之乱时遭到破坏，尔后用《辛丑条约》的赔款予以重修，随传教士墓碑一同树立起来的还有一块“涤垢雪侮”的石碑，嵌入新建的马尾沟教堂外墙，因其为特殊时期的历史见证，国人称之为“耻辱碑”。年，马尾沟教堂被彻底拆除，滕公栅栏墓地被毁，一片混乱，文革之后历经多次重修，今日之石碑嵌于墓园东园大门内墙东侧[17]。从负面看，这石碑是帝国主义侵华的血证，见证了这个民族的伤痛；但是从正面看，这同时也是见证，只有正视伤痛，面对并且逾越，这个民族才能从伤痛中站立起来。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所以这见证，应予以保留。便如对待“耻辱碑”的看法与角度，在面对天主教文化遗产之时，不同人群、不同团体、不同组织或机构的看法截然不同，这便是历史投影在现世人们心中所造成的对于天主教遗产所形成的主观的好恶及态度问题,进而演变为认知上的矛盾。当面对某种天主教文化遗产之时，对其拆除或者保留会因认知的区别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意见，这时便产生了“度”的把握问题，所谓过犹不及，完全的肯定与否定都会失于偏颇，所以才需要一种机制来加以协调或者约束，以便尽量从一个客观、公正、中立的角度去加以界定，才是对待天主教文化遗产所应该持有的观点和态度。譬如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地区拆除教堂十字架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均遭波及。年7月5日，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浙江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已联名发布《关于强烈要求立即停止拆除教堂十字架的报告》，报送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浙江省委统战部及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并抄送浙江省四个教区周知。此事自年2月起，以“三改一拆”为名义，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拆除教堂十字架行动，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波及浙江全省，影响甚大。在此问题上，既需要一种客观、公正、中立的界定态度，更需要一种机制来加以协调或约束，而目前关于此方面的报道则鲜有耳闻。对于此事，笔者亦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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