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病会威胁到人类的未来吗
《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澳］托比·奥德（TobyOrd）著，韦斯琳译，中信出版集团年10月版
年流感大流行几乎没有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明显影响
年，死亡侵入欧洲。它取道克里米亚的卡法镇，是由围困的蒙古军队带来的。逃亡的商人无意中把它带回了意大利，从那里传到了法国、西班牙、英国，然后远至挪威，横跨欧洲其他地区，一直到莫斯科。六年之内，黑死病就占领了欧洲大陆。
数千万人病入膏肓，他们的身体以不同的方式被这种疾病压垮。有些人的脖子上、腋下和大腿上长着肿胀的脓包，有些人因皮下出血而身体变黑，有些人因喉咙和肺部的坏死炎症而咳血。所有症状都包括发烧、疲惫和身上产生难以忍受的恶臭。死者人数多得要挖掘万人坑，但即使如此，墓地也没足够的地方容纳尸体。
黑死病摧毁了欧洲。这六年里有四分之一到一半的欧洲人被杀死。中东地区也遭到了蹂躏，每三个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中就有一个死于瘟疫。中亚、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也可能由于瘟疫而衰败。由于14世纪的记录不多，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正的死亡人数，但我们最接近的估计是全世界有5%～14%的人死于黑死病，这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电影《黑死病》（）剧照。
我们现在可以免于这类灾难了吗？还是我们更加脆弱了？大流行病会不会威胁到人类的未来？
黑死病并不是唯一给人类带来创伤的生物灾难，它甚至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大鼠疫。公元年，查士丁尼瘟疫袭击了拜占庭帝国。在三年时间里，它夺走了世界上大约3%的人口。
当欧洲人在年到达美洲时，两个种族使彼此接触到了全新的疾病。几千年来，两个种族都建立了对自己大陆疾病的抵抗力，却极易患上其他地方的疾病。美洲人民在这个流动过程中遇到了最糟糕的结局，感染了麻疹、流感，特别是天花等疾病。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入侵和疾病相结合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由于原有人口规模极为不确定，这场灾难的规模可能永远无法得知。我们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那个世纪里美洲人口的损失或许超过90%，尽管这个数字也可能会低很多。而且很难厘清其中有多少应该归咎于战争和侵占，而不是疾病。作为一个大概的上限估值，哥伦布大交换可能杀死了世界上多达10%的人口。
几百年后，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互联互通，以至于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全球大流行病。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一种毁灭性的流感病毒（称为年流感或西班牙流感）蔓延到六大洲甚至偏远的太平洋岛屿。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被感染，3%～6%的人死亡。这一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甚至可能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总和。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事件也不足以对人类的长期潜力构成威胁。在严重的鼠疫中，我们看到受影响地区的文明摇摇欲坠，但又恢复了过来。25%～50%的区域死亡率并不足以使整个大陆的文明崩溃。它改变了各个帝国的命运，也可能大大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但如果说其中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文明很可能在未来安然度过有类似死亡率的事件，即使这些事件是全球性的。
年流感大流行的显著特点是，尽管蔓延至全球，但它几乎没有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明显影响。流感似乎在“一战”后消失了，而尽管“一战”死亡人数比流感少，但它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似乎更大。
由于缺乏完好的记录，而且原因错综复杂，我们还不太清楚应从哥伦布大交换中吸取什么教训。大流行病显然是区域文明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伴随而来的暴力和帝国统治，崩溃是否会发生。
反对自然大流行病带来生存性风险的最有力理由是化石记录证据。每世纪自然原因造成的灭绝风险超过0.1%，这与人类以及相似物种存续时间如此之长的证据不相符。但这个论点只有在人类现在面临的风险与长期水平相似或更低的情况下才有效。对于大多数风险来说，这显然是正确的，但对于大流行病来说却非如此。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来加剧风险：有些可能使大流行病更容易发生，有些可能增加其危害。因此，即使是“自然”的大流行病也应被视作部分人为的风险。
疾病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我们现在的人口比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人口要多倍，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产生新的人类疾病。而我们的耕作方式使大量动物生活在与人类相邻的不良环境中，这就增加了风险，因为许多主要疾病在传染给人类之前都起源于动物。例子包括HIV（黑猩猩）、埃博拉（蝙蝠）、SARS（可能是蝙蝠）和流感（通常是猪或鸟）。有证据表明，疾病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现代文明也可能使大流行病更容易传播。集聚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口密度更高，增加了我们每个人可能传染的人数。快速的长途运输大大增加了病原体的传播距离，减少了任何两个人之间的隔离度。此外，我们不再像过去一万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被分割成孤立的人口群体。
这些影响共同表明，我们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大流行病，它们会更快地传播，并覆盖更高比例的世界人口。
但我们也以提供保护的方式改变了世界。我们有了更健康的人口，有了更好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有了预防药物和治疗药物，有了对疾病的科学认识。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公共卫生机构，以便在面对新的疫情时促进全球沟通和协调。我们看到了这种保护的好处，在20世纪，地方性传染病急剧减少（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大流行病也会遵循同样的趋势）。最后，我们占据的地域和环境范围广到任何哺乳动物都没有达到过的程度。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保护，使我们免于灭绝事件，因为它要求病原体能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繁衍，并能接触到特别与世隔绝的人群，如原始部落、南极研究人员和核潜艇船员。
很难知道这些综合效应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大流行病的生存性风险。这种不确定性归根结底是个坏消息：我们以前坐拥一个有力的论据，证明这种风险很小；现在则不是了。但请注意，我们不仅对变化的方向感兴趣，还对变化的规模感兴趣。如果我们把化石记录作为证据，证明风险小于每世纪1/，那么要达到每世纪1%，大流行病的风险至少要增加20倍。这似乎不太可能。在我看来，化石记录仍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说明“自然”大流行病不会带来高灭绝风险。所以剩下的大部分生存性风险将来自文明永久崩溃的威胁：发生一场严重到足以引起全球文明崩溃的大流行病，而且文明很难重建，或者我们在尝试重建时运气欠佳。
但人类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行动间接地帮助和促进了大流行病的产生和传播。但是如果我们更直接地参与这一过程—我们故意使用、改进或制造病原体，情况又会如何呢？
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和控制是最近才出现的。就在年前，我们甚至还不了解大流行病的基本成因—西方主流理论认为，疾病是由一种气体产生的。在短短的两个世纪里，我们发现它是由各种各样的微观生物引起的，我们研究出了如何在实验室里制造它们，如何将它们培育出不同的性状，如何对它们的基因组进行测序，如何植入新的基因，以及如何从它们的基因代码中创造出整个攻能性病毒。
这一进程正在继续快速发展。过去十年中研究质量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利用CRISPR技术有效地将新的基因序列插入基因组，以及利用基因驱动有效地以转基因版本取代野生自然生物的种群。这一进展的衡量标准表明它正在加速。自7年以来，基因组测序的成本减少到万分之一，论文数量和风险投资也在迅速增长。生物技术领域的这一进步似乎不太可能很快消失：没有不可克服的挑战迫在眉睫，也没有根本性的法律条文阻碍它继续发展。
以目前的状况，大流行病病原体的泄漏只是时间问题
在这个领域里，过去的研究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担保。越来越多的努力是为了超越自然的力量，所以长期的跟踪记录不再适用。如果认为这个未知的新领域只有熟悉的危险，那就太乐观了。
首先，让我们抛开恶意风险，只考虑善意的研究可能产生的风险。大多数科学和医学研究带来的风险危害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可以忽略不计，但也有一小部分使用了已知可以威胁全球的活病原体，包括造成年流感、天花、SARS和H5N1流感的病原体。这一小部分研究会制造这些病原体的菌株或毒株，使其比自然类型的病原体更危险，增加了它的传播性和致死率，或对疫苗或治疗的抵抗力。
年，荷兰病毒学家罗恩·富希耶公布了最新的H5N1禽流感病毒株功能获得性实验细节。这种病毒株的致死率极强，估计感染者中有60%的人会死亡—甚至远远超过年流感。富希耶想知道H5N1是否（以及如何）能够自然发展出这种能力。他将疾病传给十只雪貂，这种动物通常被用来作为研究流感如何影响人类的模型。当病毒传给最后一只雪貂时，他的H5N1毒株已成为哺乳动物之间的直接传染源。
这项研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其中大部分争议集中在他的研究所包含的信息上。美国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委员会裁定，他的论文在发表前必须删除一些技术细节，以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来制造大流行病。而荷兰政府声称它违反了欧盟关于传播可用于生物武器的信息的法律。但我这里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ls/384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