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的发展无数伟大学者的涌现

引言《古代罗马辞典》是那种编辑大量多卷本的前驱。被人们称作模仿瓦罗《罗马古物考》的《古代罗马辞典》有着各种用途，因为编辑者用了很大力气搜集了大量古代生活细节方面的文献材料一些是重要的，其他一些则是相当琐碎的，有助于还原本来的面目。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学者的辛勤劳作和他们那些被人遗忘的书籍仍旧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对他们而言，碑文的传统并不存在，因为他们几乎完全忽略了资料的批判意识，历史的批判意识也很薄弱，他们几乎没有取得更大的成绩，即使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知识造诣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水平要高。约翰尼斯·缪尔修斯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他负责编辑阿里斯托克诺斯和他一些作家手稿中论述音乐的用处不大的版本，这些手稿属于斯卡利杰。缪尔修斯也拙劣地编辑了卡尔锡丢斯的著作版本。然后他又投身于希腊，特别是阿提卡古物研究。他的引语是无数的，文献也被翻旧了，但是在那里也不会找到一丁点思想。一方面，是古典著作版本的集成，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集成著作的内容，另一方面，“古代事物”的编辑导致了语言学术与“这类事物”学术之间的分裂，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前者的解释者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因为他们认为猜测需要智慧，反之，编辑者似乎需要的只是应用。直到目前为止，强调事实和累处概念已经模糊了对古代生活的正确理解，古代事物所存在的地方，就像大多数所谓的“私人的古代事物”的地方，仍旧充斥着陈旧的混乱，结果就是许多学者几乎缺少任何清晰的古代生活的概念，因为这种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能通过碑文研究来获得。能力在不断地衰落，热爱知识的渴望在不断地增加，因此事实的积累成为雄心勃勃的最高目标为止。与斯卡利杰相比，我们已经在萨尔马修斯的身上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就像赫拉克利特老早就说过的，“丰富的学问并不能哺育出智慧”，仅仅是瓦格纳模仿赫拉克利特说了这样的话，“实际上，我知道的很多，但是我想知道每一切问题”。丹尼尔·默豪夫在其著作《博学的人》总结了那个时代的理想，那一时代的德国学术处于最低潮。自从路德成为一位欧洲意义上的重要人物以来，第一位德国人的时代当然是莱布尼兹时代。或许也可以把莱布尼兹叫作博学者；但同时这也是一个事实，古人的声望，特别是古典学术的威望自从斯卡利杰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已经衰落得非常厉害。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已经远远超越了曾经哺育这些学科的希腊科学。现代人已经成熟了，所以各门学科都有一种对古代的反叛，因此这一切就可以这样理解：也就是说，魅力被打破了。学术应该使自身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实际上，学术直到最后还宁愿在旧有的窠臼中苦苦挣扎。古文物研究者的书的概念就是一串引语，学者书的概念就是一串猜测。过度夸张的修辞和拉丁散文，伴随着知识渊博的《使徒书》、恶毒的辩论术的兴旺发达，这就是那类学术的全部东西，这类学术仍旧可以产生。这是一个英雄时代令人之索然寡味的结尾。仅仅一些新鲜的血液补充进来，在培养具有新眼光人的活力方面在不断地下降，使别人分享这一成果的能力也在不断地下降，不过还是具备能从完全枯萎的学术中拯救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能力。就像哲学、政治力量所表现的一样，在古典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新精神也源自英国。很显然，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那些庄严修道院建筑附近行走时，就会感觉到当时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并不像德国那样与往昔完全割裂，在英国人文主义领域内同样也是如此。威克里夫、罗杰·培根是是英国人文主义先驱者，即使他们对这场运动没有直接的影响；这场新运动的信徒，像克利苏劳拉、埃涅阿斯、西尔威戊斯、珀乔都是早期来到英国访问者。伊拉斯莫追随这些人物，伊拉斯莫在这些伟大的人物、大学里找到了乐趣。英国人则去意大利学习，这些人一回国就在英国就传播新学问的种子，担任教会要职时就更是如此。在此阶段，情况并没有发生变化；上个世纪的克拉姆和盖斯佛德证明了这点，他们两人都是主教。神圣的语言学和古典语言学仍旧混杂在一起，但是彼此之间也是可以区别的。人们应当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像林纳克这样的人物抱有敬畏之情，是希腊哲学激励了简·格雷夫人如此英雄般地走向了绞刑架；不过英国的人文主义并没有什么成就，哪一方面都没有超过德国的人文主义，这必定会阻碍我们这门学科的历史学家的发展，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甚至适用于克伦威尔时代。查普曼出版的荷马著作版本和布坎南拉丁散文属于英国文学史。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莎士比亚是一位不受任何信条约束的人，他的悲剧对文体的影响超过了塞涅卡的影响，他的悲剧对主题的影响也超过了普鲁塔克的。密尔顿是一位清教主义式的史诗诗人，但是即使是在主题选择这类事情方面，密尔顿的想象力还是不能摆脱希腊、罗马影响的，就像同时代的大陆诗人一样，密尔顿与这些诗人一样保持与古代相同的关系。不过这时的英国仍旧处于单纯的接受阶段。尽管卡松本、艾萨克·沃西戊斯在这里度过了晚年，但是他们没有信徒能够发扬这种传统，如果我们不把托马斯·盖尔算在内的话，盖尔利用从沃西戊斯那里得到的手稿出版了阿姆布利库斯的《论神秘》第一份印刷版本。不管怎样，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希腊名人研究也产生了些珍贵的成果：假如沙夫茨伯里在剑桥大学没有发自内心情感地去阅读柏拉图和普罗提诺著作的话，他也就从不会以这种哲学来滋养他的心灵。深受荷兰学术影响的17世纪英国，除了出版一些研究起来比较便利的互不关联的著作外，这情况就像德国，并没78有产什么东西。这类著作是盖泰克对马可·奥勒留斯多噶哲学的解释，斯坦利的埃斯库罗斯，托马斯·盖尔的《古代诗歌铭文史》,波特的克里门特、吕克芬和《希腊古物》所有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是特别值得信赖的作品。亨利·杜德维尔的关于年代学方面的著作，不管是一般的年代学还是供一些历史学家使用的特殊参考物，它们的公共读者是大于这些书所应有的读者，不过这些著作长久以来已为人们忘记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注意到约翰·塞尔顿这样的真正人物就出现了，他的《叙利亚神祇》为其赢得了东方学家的声誉，早在年塞尔顿就在他的《阿隆德尔大理石》发表了帕罗斯年代表这是份对所收集的希腊雕刻品的描述，在经历了多次历险后最终为阿隆德尔伯爵所有。令人遗憾的是，随后《派罗斯大理石年代纪》的命运被忽略了，受到损坏，直到最后落户牛津大学改变了这种状况。塞尔顿是位尽职尽责的学者，但甚至是这样一份清楚的、易懂的铭文，他也不愿做一丁点解释，也没人会急着研究原来的铭文。即使是伯伊克也是如此，假如谁做到了这点的话，他就是第一位解释这些珍贵遗物意义的人。编辑过荷马和欧里庇得斯著作的约书亚·巴恩斯今天是作为本特里的陪衬而为人们记着；但是巴恩斯的荷马版本所包含的材料在当时是有用的。所有这些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希腊的偏爱，这种偏爱已不是第一次在学术中注入新生命力了。不管沙夫茨伯里是否注意到，对希腊的膜拜是其哲学主流，基于气质的关系，沙夫茨伯里对希腊的理解比别人更加深刻。沙夫茨伯里发展了或者说唤醒了对自然和艺术之崭新态度，这种态度所引发的狂热冲淡了纯粹的理性主义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在英国和荷兰的职业学者中并没有引起注意就完全消失了，但这也预示着第二次真正希腊主义到来的黎明前的号角。年出版的《致Millius的书信》是作为马拉拉斯编年史一书的附录形式出版的，牛津大学保存了该编年史的惟一手稿。该书的作者理查德，本特在29岁时还默默无闻，他作为大学生的辅导教师在那里生活。从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本特里的成就的。该书不仅充满着当时别人无法做出的校正：包含了开俄斯的伊翁残篇的收集，表明了作者对包括令人费解的海斯奇戊斯古代语法学家的透彻熟悉，最后，他还让人明白了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事实，关联在希腊语抑抑扬格系统中非常流行，而这正好通过音节缺失表现出来的。事实上，在这种最初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感觉到本特里的力量，校勘者的愉快诀窍，细心的观察使本特里得出一些固定的规则，这一眼光表明本特里是那种从事学术伟业的人。本特里从事了许多学术工作，但没有完成一项，因为当他从事一个特别的题目时，他的注意力不久就会被另外一个题目所吸引。实际上，每一个题目都是超过了一般个人的能力－年轻的本特里连把诗人全部残篇收集在一起，出版语法学家全部著作新版本的计划都安排好了；荷马时代语言的重建和新约圣经批判版本的重建后来都被列入计划之中。所有这些题目仍旧需要大量的学术工作去进行研究。这位年轻人是怎样得到这样的造诣和野心的是天才的秘密之一。没有老师向他传授什么方法，同样也没有人理解本特里的成就中所暗示的挑战意义；但是至少在荷兰，他给人留下了印象。格莱维戊斯让本特里为他编辑卡利马库斯的残篇，这本杰作就伴随斯彭海姆的注释一同出版了；人们在方法方面不可能再想象出一个比本特里更加惊人的参照了。同时，关于法拉里斯信件也开始了一场有趣的争论，这导致了年出版了不朽巨著《专题论文》。用一个德国人的著作就能说明这部著作的特色，即把这部著作放在等同于莱辛那挑起争端的著作就可以了。这归咎于本特里大师般的写作风格，他在这方面的才华不仅表现在母语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拉丁译本和德语译本方面，这种风格是自然的，能给人一些意想不到的想法。就其实质，这种研究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莱布尼兹在学生时代就已感觉到这些信件是伪造的，本特里所提出的大量学问对我们来说似乎过于泛滥。我们不再需要被告知在法拉里斯的阿克拉噶斯中没有悲剧、没有阿提卡的德拉克马。在那时，人们需要的是被告知只是简单的删记就足够了。法拉里斯信件的作者以及其他类似伪造的作者的心思是什么，这是本特里要研究的，我们没有被告知这些伪造的东西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仍旧是个迷。就此而言，虽然本特里仍旧是各种恶毒攻击的目标，但他还是获得了与其身价相匹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席职位。本特里的学术生涯由于他与同事、下属长久以来的一系列令人厌恶的争执而受到损害，显然还是把本特里仅仅作为一位学者是更宜人的。本特里在其学术生涯其他时间里，仅仅出版了三部更进一步修改的版本：年出版了贺拉斯的版本，年出版了费德鲁斯和泰伦斯的版本，年出版了曼尼琉斯的版本，三年后，本特里去世了。本特里以笔名出版了米南德、菲勒蒙的残篇，并对克勒利库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这仅仅是个插曲，本特里所编辑版本对其他学者的著作作出了许多贡献，这点我们只要提到代维斯的《塔斯库鲁姆》就足够了。本特里研究最勤、用力最多的是贺拉斯，该版本的重要性肯定不在于本特里的推测－贺拉斯著作的版本不需要太多的推测，谢天谢地！但是该版本的重要性在于本特里所把握真正传统的魅力。同样，本特里的泰伦斯版本是在本比努斯的基础上形成的，菲努斯在年就使这个版本著称了；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发现本特里在韵律观察方面的天赋，这种天赋使他解决了早期拉丁散文本质问题。本特里的文章和许多手稿复本包含大量的对许多诗人的观察，主要是拉丁诗人，这就使这些拉丁诗人渐渐为人所知。本特里放弃了大量计划，因为他尽力找到可靠手稿的传统，但他并没有成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需要巨大的工作。关于荷马，本特里经过深入发现希腊字母在韵律方面仍然是有用的，至于新约圣经，本特里不仅抢先了拉赫曼修订本一步，而且他也在注释方面作出了有用的贡献，他在年的演讲得到了大量赞扬就表明了这点。本特里的名气也缓慢地传到了德国；不过莱辛似乎并没有读过他的著作。沃尔弗在其著作《文集》中敬称本特里为所有学者中最伟大者，同时也自信地暗示他本人也属于本特里那一类人物；赫尔曼、拉赫曼的弟子继续着传播着对本特里的崇拜。事实是，本特里研究拉丁诗人的方法与尼古拉。海因修斯及海因修斯在荷兰的朋友的方法是相同的，这也不应减少我们对本特里的尊敬；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本特里的学术含量比荷兰朋友的学术含量更多。甚至当你想理解一首诗歌、一位诗人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智力这类东西，而是其他的一类事物，这正是本特里的特有天赋，是从他的贺拉斯修订版本中得到的经验，为各种规则所困惑的人将发现难以公平地对待作者的不同个性。《专题论文》建立了历史事实，但到头来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这类学术可以净化作者的文本，毫无疑问这是个很大成就，而且是实质性的第一步；但是这不能使本特里的著作复原到真实，如果作者想以这种方式达到这种效果的话，历史研究也必须发挥想象力，演绎在我们之前一部著作诞生时的整个环境。希腊字母的发现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事实是罗伯特·伍德突然认识到荷马对开俄斯和麦玛斯山之间狭小的海域自然描述的真实性，凭借这一写作风格就可以赞扬荷马的原创性天才了，伍德或许对我们的古典科学的成长带来了更大的影响。业余艺术爱好者协会的建立，斯图亚特和勒沃特在各地的旅行，他们对当时仍保存在地面的古代希腊纪念碑做了素描，这一切开创了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古代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对现代学术起源的贡献是同样多的。理查德·道斯的语法研究就是根据本特里所做的观察进行的，而且道斯的作品也成为希腊语法研究的经典之著。克拉克的荷马，歌德曾读过该书，泰勒的吕西亚斯、德摩斯梯尼在当时都是重要的著作。吉本和提勒蒙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提及。就像蒙森说的一样，吉本并不是位“勤劳者”。吉本的著作也不是一部原创性的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的生花之笔使之不朽，由于作者钟情于伏尔泰式风格可使最枯燥的主题活泼起来。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把批评的焦点集中到雅典戏剧方面来了，根本的原因是在雅典发现了最纯正的阿提卡语；大约只有一个人把它作为诗歌来研究，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泰维特,泰维特编辑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版本表现出这种方法所带来的独到的理解。耶利米·马克兰也做了大量类似工作，整理了欧里庇得斯的著作，马克兰也继承了古老的传统把斯塔提乌斯的《杂录》版本做了粗暴的修正。同样，维克菲尔德对悲剧作家的处理方法激怒了珀尔森,就像珀尔森处理卢克莱修的方法激怒了拉赫曼。塞缪尔·马斯格莱夫所编辑版本的水平处于更高一个层次，但是朝向这一方面的第一个关键性的步骤是由理查德·珀尔森开创的，崇拜他的一群人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珀尔森的著作只对那些真正对他著作感兴趣的人才有影响；他仅仅是一位名誉上的大学教师。珀尔森只是在对他方便的时候才脱离传统，他的欧里庇得斯著作版本也很少脱离这个原则；但是珀尔森通过观察最后建立了悲剧对话的韵律规则，同样也得出了悲剧语言的韵律规则。珀尔森所完成的全部东西是誊写了福提戊斯词典;他一生中的其他著作是得到大家承认的对不多的希腊作家所做的杰出的校正。他的信徒之一，彼得·艾姆斯莱一直保持对悲剧作家的炽热钟爱，甚至为了得到可信的手稿传统，最终到了意大利；但他充满希望的生涯由于早逝而中断了。同样彼得·多布利也于这一年去世了，这对学术界是一个更大的打击，他的大多数著作已经从各种各样的文章中收集在一起出版了。多布利在才能和兴趣范围方面都超过艾姆斯莱，这些兴趣是诗歌和阿提卡散文。至于阿里斯托芬的拉文纳手稿是因沃尼兹于年第一次让世人知道的，这使批评家的信心大增，批评家们发现这份手稿确定了他们的很多猜测。结语除了这些伟大的人物以外，这个时代还产生了一些人物，里只好不提了，尽管他们的著作仍旧有价值。本特里和珀尔森对语法学家的研究则得到了后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仅多布利的《坎塔布连辞典》抄本如此，而且克拉姆的勤奋的抄本，克拉姆的《轶事》有整整八卷之多，盖斯佛德的著作也属此类，他的对开本苏伊达斯和《大词源》都是有用的，尽管其中的批评是不恰当的。自此以后，英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就逐渐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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