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始于古希腊和罗马,这样的的认

明末以降来华西方传教士对古希腊、罗马史的塑造，最初古典时代的历史作为中世纪和教会史的铺垫，笼罩在浓厚的神学色彩之下。著作者通过对历史的剪裁和改造，一方面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架构，另一方面借助历史中的“神迹”，达到论证基督教正当性和吸引信徒的目的。

在此意义上，古希腊、罗马史沦为神学思想与传教活动的附庸。直到艾约瑟《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的翻译和创作中，这种神学史学的观念才被取代。艾氏在将学术传教作为推动西方近代科学成就在华传播的策略的同时，亦将真正以希腊、罗马自身为中心的历史作品呈现在了中文读者面前。

在当下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中，西方古典史亦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中国人对整个欧洲世界的认知都是极为模糊的。清人夏燮概论明以前中西交流故事:欧罗巴……中国之所谓大秦，西人之所谓泰西也。自古不通中国，惟东汉时遣使一贡。范蔚宗立《大秦传》，而历代之史因之。范晔《后汉书》之后先后撰成的《宋》《魏》《梁》《晋》等书虽都有《大秦传》，但内容“都不出其窠臼”。如论者所指出，“中国史料中对于罗马的记载是通过许多中间渠道辗转得来”，就连范晔本人都对所谓大秦国的传闻疑虑重重。

夏氏总结明中叶以前的中外交通史时，不无遗憾地写道:“方隅之可纪者如此。若其地理之分合，建置之沿革，则均不详也。”东方世界要想对于古代的希腊罗马世界有真正的了解，最为必要的一个条件便是建立起中西方之间直接交流的通道。

也正因此，直到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之时，中文世界方能开启对西方古典世界直观而准确的认知。只不过，此时欧洲的政治实体早已不是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无论希腊还是罗马都已经成为历史。

明末以降的“西史东来”并非新鲜的学术话题。西方传教士的各类作品自有相当多的研究，亦有学人将“西史东来”置于整个“西学东渐”背景中加以呈现。邹振环指出，西方史学的概念术语、著作体例以及学术观点在晚清主要通过翻译的形式进入中国。

他选择年至年间的西方历史译著作为考察对象，介绍了传教士历史作品中涉及古希腊、罗马史的内容。此外，针对古希腊、罗马的文明成就在中文世界的呈现，包括哲学、文学、史学等，皆有程度不一的专文论述。

在此基础上，已有学人将近代早期中国人对西方古典文明的认识作出了整体性的梳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西方传教士在传播西方古典知识时，采取的态度、偏重的方向各有不同。尽管有着同样的传教目的，来华西人对古希腊、罗马历史的整体塑造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最初进入中文世界的古典史书写具有极强的神学色彩，这种神学观念对史学的覆裹在两百余年后方才散去。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变化过程中若干重要环节的考察，展现明末以来西方传教士对古希腊、罗马史塑造的不同特点，并就其变化原因进行探讨。这种差异一方面与西方世界内部历史观念的转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是传教士的传教策略选择的体现。

公元元年对应于罗马建城纪年，是罗马建城年。此间七百余年的历史，艾儒略以一句“欧罗巴诸国皆臣服焉”一笔带过，而对于耶稣升天之后的历史则详加阐述———后一段历史对于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建立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尽管看似是在讲述罗马历史，实际上罗马城在艾儒略的历史叙述中，充其量不过是个表演的舞台。主角不是别人，正是彼得与保罗。(《使徒行传》第9章第15节)两人对于早期基督教历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彼得更是被天主教会视为罗马城的首位主教，亦即首任教宗。如艾儒略所言，教宗制度延续“至今一千六百余年”，对欧洲历史的走向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对这一制度的源头，他必定要回溯和交代。

至于罗马历史，从篇目结构来看，所对应的中国古代王朝乃是秦、汉。麦都思将奥古斯都称作“始皇”，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与“东史”相对应，将之纳入中国本土的知识结构。在他有关早期罗马帝国历史的描述中，奥古斯都、提比略(14—37年在位)、卡里古拉(37—41年在位)三朝居于核心地位，篇幅也最长。

自始至终，帝王生平事迹都不是麦都思想要强调的核心，有关耶稣的降生、升天以及基督教早期传播才是叙述的重点，福音书成为所谓“罗马朝”历史书写的基础和核心材料来源。这样的书写背后是中世纪一种普遍的历史思想，即认为奥古斯都一统海内，达成所谓的“罗马和平”，乃是为基督耶稣的降生创造条件。

麦都思力图让中文世界接受的正是这样一种对基督教而言颇为实用的罗马史。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罗马帝国史成为早期基督教史的附属品，失去了原本的独立地位。

总的来说，作为西方古典历史在华传播的重要一环，“东西史记和合”首次完整介绍了托勒密王朝和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历史。从屋大维开启帝国时代，到最后一位受广泛承认的西部皇帝尼波斯(—年在位)被杀，几乎所有的“奥古斯都”都覆盖了。

这对罗马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东西史记和合”的编纂也留下了颇多遗憾。是囿于传统知识结构，希腊与罗马之间的继承关系被刻意构建成“王朝更迭”的形态，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下，有关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希腊历史、王政及共和时代的罗马历史不得不付之阙如;

受制于编纂者的宗教情结和传教需要，罗马帝国史中宗教性事件的意义被过分夸大，史学受神学支配，使得历史的宏观发展趋势反而被遮蔽。正因上述的种种缺陷，一部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古希腊、罗马史，才更为中文世界所需要。

受地理条件与交通工具的限制，明代之前的东方世界，对远在“大海之西”的西方世界难有清晰的认识。史家甚至怀疑，即使是所谓的“大秦王安敦遣使”都未必是真正的外交使节，而是“叙利亚商人所伪托”。

同时期中国派往外国的使者，也“多属求利商人”，并不肩负政治使命。直到明末，这种中西间的隔离才被西方传教士的东来所打破，对于古籍中曾出现过的“大秦”，中文世界方才开始有所真正的了解。

最早有关古代希腊、罗马历史的知识出现在西方传教士编著的地理学作品之中。艾儒略《职方外纪》在描述欧洲地理格局(尤其是希腊、意大利两国)时，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变迁有所提及。除对两者的历史地位有所定性外，对于基督教早期发展的线条进行了初步的勾勒。

保罗和彼得的早期传教、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等罗马基督教化史上的重大事件首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成为艾儒略介绍中世纪欧洲政教格局的铺垫和基础。《职方外纪》对古希腊、罗马史的塑造明显以宗教为核心要素，与中世纪教宗制度形成无明显关联的希腊历史被一笔带过，仅有晚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因其与中世纪教会史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被择要梳理。

到19世纪30年代，通过《东西洋考每日统记传》中的“东西史记和合”，中国知识分子才接触到有关基督教化前的希腊、罗马史。“东西史记和合”采取一种类似帝王年表的形式，将西方历史编排入东方读者所熟悉的“王朝更迭”架构内。

通过对历史的剪裁和改造，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希腊史以及奥古斯都以前的罗马共和国史被隐去，希腊与罗马被塑造成两个在西方历史时间轴上首尾接续的王朝，实际存在于两个文明之间的共时性被掩盖。延续了《职方外纪》对于宗教事件的重视，并且更明显地笼罩在一种神学气氛之下。

奥古斯都所造就的“罗马和平”乃是为“神子”耶稣基督“降地救人”做准备;德西乌斯欲“灭耶稣之名，但天意未然”，在位两年便死于对蛮族的战争;君士坦丁之所以能够在米约维安大桥战役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乃是耶稣基督护佑的结果……几乎整部罗马帝国史都以耶稣基督的神迹贯穿，历史的书写名副其实地成为了论证基督教正当性的工具，服务于来华西人的传教目的。

历史发展的真实趋势被掩盖，给中文世界认识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变迁制造了困难和阻碍。正是在此意义上，年《希腊志略》《罗马志略》的翻译出版显得尤为可贵。这是中文世界最初两部学术意义上的希腊、罗马史著作。译者艾约瑟在忠于原文内容和叙事框架的基础上，主动接纳并传播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念。

希腊与罗马不再因其与基督教时代的远近而被置于不对等的地位;“异教”统治下的历史重新回到历史书写的中心，古典史家的作品也重新受到重视;历史书写不再以单方面的记载作为依据，历史人物亦不再仅仅因其宗教态度而被施以褒贬。政治史、社会史在历史书中的比重明显提升，成为与宗教史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研究对象。

一言以蔽之，《希腊志略》与《罗马志略》所提供的，乃是基于古典意义写作的古典，而非基于基督教意义写就的古典。这种转变的基础是近代西方历史学学术研究对中世纪神学史学观念的摈弃，而直接推动力量则来自艾约瑟的学术传教策略。明末以降西方传教士所塑造的古希腊、罗马史，唯有到此时方可称得上是独立之学问，成为可供中国学人进行学术探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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