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大印学世界图纹与印记的篆刻艺术创新

大印学:世界图纹与印记的篆刻艺术创新实验

■陈振濂

(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新时代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并大力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源于百年西泠印社“创社四子”那一辈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创新精神,我曾审时度势提出:以“创新思维”为统领,构建“大印学”的时代新理念。   年,我指导一批年轻篆刻家进行了“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是在“大印学”背景下,以“坚持立足传统,植入世界眼光,拓展印学视野,努力推进‘大印学’的新理念”为宗旨进行“守正创新”的重要举措。项目实验组成员在我的指导下,站在“世界印章史”的大视野上,对当代印学史“一带一路”的创新创作实践予以更系统的细化与构架尝试:以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印章篆刻主题创作实践,通过“印章”形式与成熟的经典式篆刻艺术表现,形成一个完整的、全新的“知识链”和“视觉形式链”。在赋予它以承载国家层面上的外交含义、商贸含义、民族交流融合与文化传播含义的同时,在艺术上创造出过去篆刻艺术之前所未有的新图像含义、创造含义与“印文化”拓展与再造含义。五位篆刻家首批完成的实验作品,将在世界大背景下为中国印学“迎来新时代”作出图形印创作的前期贡献。   创新项目实验组的目标是:在拥有世界印章史的视野的同时,又坚守篆刻本来的传统金石趣味;尝试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的篆刻艺术新样式,建立“世界图纹与印记”的大印学概念;努力打造一个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样板。   鉴于以上背景及目标,由宁波陈振濂文艺大师工作室、陈振濂书学馆共同推进该研究性实验项目,并诚向海内外篆刻印学金石界发出诚挚的征集邀请。本次邀请包含创作成员征集、作品征集、资料与创作心得征集三个方面。   《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是从年11月开始作策划构思的一个创新尝试项目。从古典的、权威的中国印章篆刻史,到“世界印章史”的新视野,本来应该是我们篆刻人应该有的“新时代”姿态。但它当然很难,它不可能会取代正宗的篆刻艺术的主流地位,但却会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树立当代“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中国传统的篆刻艺术来做“一带一路”的艺术创作,是中国书法界的首创。早在年,西泠印社就举办过“世界图纹与印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此项目也被多次提及,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真正实施。年,在陈振濂书学馆筹备期间,实验组正式在宁波组建,阮解、蒋明、孙长铭、谢吉昌、张伟5位年轻篆刻家率先加入。同年6月,在宁波陈振濂书学馆落成典礼之时,我把这一项目当作是一份创新的献礼成果,首次公之于世。感谢勇于探索、敢率先“吃螃蟹”的5位青年篆刻家自愿结合为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由阮解任组长,提出了首批实验作品进行汇报。   我对5人的告诫是:这样的实验暂时不会有名利诱惑,甚至也不会有多少鲜花与掌声,但却是在做一项有历史意义的“大格局”的工作。并且,还要胸怀大志,要有世界眼光。实验开始时,我提了五点期望与创作要求:1。拥有“世界印章史”的视野,但又坚守篆刻本来的传统金石趣味。2。尝试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的篆刻艺术新样式。3。建立“世界图纹与印记”的大印学概念。4。争当篆刻艺术在新时代开拓发展创新的“先行官”。5。努力打造一个建立“文化自信”,鼓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样板。   年7月9日,在陈振濂书学馆落成仪式上,我向阮解颁发“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组长聘书,标志着该项目实验组正式成立,也意味着“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从宁波这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也是记载“一带一路”历史的活化石城市正式启航出发。当天下午,举行了“世界图纹与印记:一带一路创作印谱”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首批实验作品研讨暨课题论证会。   我认为,“大印学”首先必须有世界性的交融。其次,必须要有学科性的交叉。“大印学”是横贯十几年的构想,有其内在的逻辑轨道。西泠印社举办“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对征稿、评审非常担心。我们现在搞印学的,谁懂“亚述学”,谁懂古波斯、埃及叙利亚的语言、文字、历史?谁懂两河流域里的滚筒印?但是,要拓展印学领域,走向“大印学”,这一步一定要迈出去。这些年来,我们的确有一个感觉,就是心胸、视野开阔了。第一次“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收到了80多篇论文,第二次的“世界图纹与印记”研讨会评审是近篇投稿论文,在人数及学术上慢慢地变得非常稳定。西泠印社必须在学术、创作上保持这样的引领活力。科学研究99次失败才可能1次成功。   “大印学”的内涵,就是学科里面的东西、内向的东西。它不限于中国传统,以《说文》、“六书”、篆书为应用基准的印学观。“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甚至西夏文字、契丹文字、满蒙维藏文字可不可以入印?古代八思巴文字印、藏文印、满文的乾隆御玺,都已有先例了。再往外推开去,英德法俄文字字母可不可以入印?这其实都是“大印学”提出后要面对的问题。如果篆刻是一个高端的、通用于所有人文领域的艺术,那么在逻辑上,如上面提到的各类文字入印就应该都可以实现。我们需要往前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域外印章”“世界图纹印记”,我去欧洲,看了他们的徽章,就产生应该把它引进篆刻的想法。意大利的家族族徽,全是符号,有的被做成徽章、领章、袖章,变成了工艺品。族徽的这个符号,和我国商代族徽的功能,在社会形制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的。   今天的“大印学”有没有可能在印材方面,就是在“非石材”方面有所拓展?在“大印学”新格局中,我们对于印章的应用方面(文字运用和印材运用)也会有一些有意识的拓展。比如把“金石学”拿进来,引出“铸金”的概念:古代的印章就有很多是铸的,铸铜、铸铁等都有。无非是我们今天习惯刻石头,大家不去做“铸印”。   再者是传拓。第一,在正确使用文字的基础之上,包括碑碣墓志、明清刻帖,是不是也都是刻的?比如《淳化阁帖》说是刻版,但到了《大观帖》后,也是在石头上刻出来的。其实“刻”这个字的定义,只表明它不是“写”的。“刻”完后的复制过程就是“拓”,墨拓也好,朱拓也好,都是“拓”。所以这个部分篆刻的所谓的“印”,包括钤印、盖印、印蜕,都是“印”。   “大印学”如果从文献角度说,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学、古诗文学,这些都是根本。小时候学篆刻,老先生告诫,千万不要用《六书通》,那里面很多东西不对。我最近和一部分同学在讨论金文书法创作中的用字问题,就在想,《六书通》真的就那么“垃圾”吗?如果你站在正统立场上来说,它当然一无可取。在战国时期的文字学研究中,“战国文字异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为什么六国文字可以“异形”,后来的《六书通》异形就不可以,其中有什么规律在起作用?   当然是因为金文大篆的“六国古文字”相对于后来的秦篆“六书”不那么规范,所以我们当时就先取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里面每个字的字头(部首)要求背熟,篆字字头下面,有个“古文”条目是被特别注出来的,要学员把那里的“古文”文字摹截整理出来,再和后来的宋代以后“传抄古文字”对照一下,寻找其间的规则。“六国古文字”本身就是不规范的,“战国古文字异形”,古时大家都随性写的,以后这“六国文字”为什么又会变成宋代的“传抄古文字”或“描摹古文字”在我们的宋画鉴藏印里冒出来?像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印学”的重要内容。所以“大印学”里未来可否有一个古文字学的目标?除了精通《说文》以外,有没有办法把“六国古文”也像《说文》对秦篆一样,也来作一下梳理?“大印学”在提出之前,比如“域外印章”“世界图纹印记”还有“印谱史”“金石传拓”等创新的成功实践,使我们自己传统印学项目里面,有了注入新内容、新形式的可能性。   “大印学”的定位和视角的问题。今天提“大印学”其实应该有三个基准目标:   “学科建设”是第一个基准目标,最重要的是希望“印学”不被别的学科“矮化”。今天写的书法史论文,敢不敢和人家专门研究秦汉史、隋唐史、宋元史或户籍史、兵制史、农桑史、科举史的学位论文去比比看?你的文献和逻辑演绎有没有人家好?横向的就要和这些顶级的学术领域的高水平成果比。我们必须要有“学科建设”这个立身之本,要做得非常严谨。   第二个基准目标,和西泠印社的百年发展有关联。我们总得要往前走,所以西泠印社的百年已经做过哪些?还有哪些没做?我们准备将来要做哪些?选择将来哪几个项目来做的依据是什么?在逻辑上成不成立?   第三个基准目标,要和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发展相一致。从学术立场上来看,如果能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比如“一带一路”有交集的内容,可以创新拓展,篆刻创作有用武之地,为什么不介入呢?用篆刻艺术宣传、推广“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新鲜的品牌。   中国的篆刻艺术要影响出去,如果不了解别人历史上的印章,不交流,只是自说自话,还是不行。所以“大印学”的提出也包含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希望。

“一带一路创作印谱”

篆刻艺术创新项目实验组首批实验作品选

阮解篆刻NIUE(纽埃)蒋 明 篆刻Maldives(马尔代夫)孙长铭 篆刻木棉花(乌兹别克斯坦国花)谢吉昌 篆刻Cambodia(柬埔寨)张 伟 篆刻Монголулс(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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