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常见的风险一带一

来源：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

年1月下旬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五十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人员入境限制以及禁（限）航等交通限制措施，部分国家还对中国的货物运输采取了限制，这使得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等陷于停滞，合同难以执行，面临违约赔偿等风险。

在跨境投资中，因疾病而引发的投资风险常常归入环境卫生风险这一大类，但这种因投资主体的母国爆发疫情形成风险的情况，在过去的跨境投资中极为少见。

本期的“一带一路观察”，我们就来看看在跨境投资中，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合作常见的风险。

作为中国提出的合作发展理念与倡议，“一带一路”几乎经过或辐射世界上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几个地区，沿线多数国家本身具有独特的政治、宗教、民族环境，甚至有一些国家国内长期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对外深陷大国博弈的战场。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宗教文化冲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多个国家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处，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内部教派之间，不同民族与种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等，呈现易发复杂长期激烈的特点，导致风险高发。

二是国内发展面临的矛盾，部分国家民主与法制程度低，政治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民众对政府表现不满等，呈现易发性特点，某些看似细微事件的爆发引发国内动荡，并对周边国家乃至多个国家产生较强的国家风险外溢效应。

三是大国博弈，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地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优越，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储备，堪称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引得大国在这些国家与地区博弈，如伊朗、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缘政治关系相对紧张，区域和国家风险显著。

四是与中国关系，少数国家与中国因地缘关系存在领土利益分歧，当这些分歧不能被管控在理性磋商的范围，就被激化成不同层级的外交事件，对双边的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的投资造成影响。

总体看，“一带一路”面临以下十类风险。

一、政治风险

由于地理、文化、政治及社会发展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表现各异。在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恐怖主义较严重地威胁着该地区的安全，政治派系斗争激烈、政府执政能力受到制约、政局稳定性不足，而且国家之间也因为领土、宗教和种族等原因而矛盾重重。而印度虽然较为稳定，但国内政治势力林立，发展不平衡，国内矛盾较为尖锐。东南亚地区局势基本保持平稳，但面临政治和经济发展转型的压力，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中亚地区近年总体保持平稳，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是最大威胁。西亚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未来发展趋势仍显扑朔迷离。

据本人几年前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失败案例的分析统计，有25%的投资事件是因为政治原因导致失败，其中有8%的投资事件在投资审批等环节因东道国政治派系力量的阻挠导致失败；有17%的投资事件是在运营过程中因东道国的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原因遭遇损失。因政治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损失尤其巨大。

二、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指受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所共同影响而面临的可能造成损失的一种风险。其主要包括宏观经济风险，即东道国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不稳定、严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失衡等带来的风险；汇率波动风险、利率风险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速缓慢、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能源短缺、货币疲软、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等问题。东南亚国家多数经济结构单一，内生动力不强，并且过于依赖外资，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弱。例如美联储每次释放“量化宽松”信号，都会引发包括“一带一路”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股市和汇市的波动。

在汇率层面，我国企业有着深刻的教训。例如，-年期间，在俄罗斯或东欧经营的企业，起初经济效益很好，企业在当地银行有大额本国货币存款。但随着卢布贬值，从1美元兑换1卢布跌到1美元兑换多卢布，本来获利的企业变成了严重亏损，有的甚至血本无归。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在泰国、韩国投资的企业也因汇率变化损失严重。年，津巴布韦货币贬值，给中资企业带来影响；年，因俄罗斯卢布出现大幅贬值，在俄罗斯投资的中国企业受到影响，少数企业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的表现还因此受到波及。

三、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指企业及员工在海外因社会治安、社会动荡、绑架、恐怖袭击以及战争等，遭遇到或可能遭遇到的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公共设施损坏、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

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数据，在全球最不安全的20个国家中，有10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全球每年一半以上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家；有25%左右的绑架案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

作为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年新签合同几近50%的区域，“一带一路”沿线涉及中国公司与公民的安全事故也频发，从年起，我国政府组织的四次大规模撤侨行动都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四、宗教风险

宗教文化风险是在国际投资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的风险。对外投资主要表现为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碰撞。在投资环境的构成要素中，宗教文化环境是一种软环境，正常情况下，一般不会对外国投资者产生直接的或根本的影响，但由于一些异常事件，常常激发潜藏的矛盾，甚至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

“一带一路”沿线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处于东西方多个文明交汇的地区，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之间，包括伊斯兰教内部教派之间，都存在分歧甚至冲突，而现在中东一带的众多冲突都与宗教因素相关。同时，这些区域不同民族与种族的矛盾与冲突也较为突出。

除这些国家之外，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因不理解东道国文化而酿成事故的先例，比如前几年，一家在柬埔寨的中资企业中方女高管，因为撕毁西哈努克亲王画像，引起了柬埔寨民众的抗议，几乎引发金边的一场骚动。

五、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除政治风险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各不相同，在国家安全、反垄断、环境保护、劳工、税务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加上不同国家有关投资的相关政策与法律经常会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给进入东道国的企业增加了潜在的法律风险。

在中国对外投资失败的事件中，有16%的投资事件是直接或间接因为法律原因导致投资受损或最终被迫停止投资。

这些因为法律原因导致投资终止的事件，有三分之一是因为中资企业法律观念淡薄，不严格遵守东道国的法律，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项目所致；有三分之一的投资事件终止或失利是因为对劳工法不熟悉。

对劳工法不熟悉主要集中在对外工程承包上，因部分对外工程承包企业不熟悉东道国的劳工法及关联法律，在用低价策略赢得定单之后，准备从国内输出劳务人员，但有的东道国在本国劳工比例上有限制，对劳工的权益保障也极为严格，导致人力成本远远超过预算，在工期上也无保障。在对外投资并购事件中，由于劳工原因导致投资受损的事件比例巨大。

六、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东道国虽然政权没有变化，但政府对外资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给企业经营造成困难。政策风险属于普发性的系统性风险，其后果最终会以法律风险的形式呈现。

从年至今，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国家中，泰国与俄罗斯等国家有关外国投资的政策都有变化。

年，俄罗斯出台了关于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该法规明确规定了在俄罗斯从事商贸零售的企业雇佣俄罗斯本地人的比例。

年，泰国政府修订了《外国人经商法》，根据该法，大约有多家在泰国的外资公司必须调整股份结构，部分在泰国的中资家电制造企业等受到影响。

年，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实施国有化，欧美一些国家的能源企业因此深受影响。

目前，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政策相对稳定，但不排除因为政局变动、领导人更迭而导致政策变化的情况，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政局不稳定的国家，需要特别注意。

七、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是指由于满足环境法规要求而增加的新资产投入或迫使项目停产以及企业在投资生产过程中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达不到当地民众预期而引发抗议甚至损失的风险。也包括疾病卫生事件诱发的风险。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已有不少国家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与枯竭资源为代价。部分国家已开始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环境资源保护力度，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同时，一些国家还通过调节税收和市场机制来保护森林等生态系统。部分国家NGO组织及民众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觉醒。

在缅甸、中非、刚哥、智利、墨西哥等国家，中国企业都遭遇过环保引发的风险，比较典型的是密松大坝，在过去的“一带一路观察”中，我们曾有过专文解读分析。

疾病卫生风险在“一带一路”国家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一些卫生条件、饮水条件不好的国家，因为饮用水不清洁，导致员工出现群体性的腹泄，严重的甚至入院治疗。

八、劳工风险

中国投资者在对外投资实践中曾多次遭遇劳工法律风险，根据分析，有近35%的企业遭遇了劳工问题，有12%的企业因为劳工问题导致损失。

以中国首钢总公司管辖的秘鲁铁矿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仅年6月到年7月这一年间，该公司就遭遇了３次工人大罢工，使公司蒙受了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每次罢工差不多都以涨工资满足劳工要求而结束。最为典型的是上汽收购韩国双龙，由于韩国的工会组织每年都Egg有“春斗”和“秋斗”（游行罢工），而且罢工期间资方必须支付工资，左右企业决策影响政府裁决的能力较强，该收购最终因为韩国工人的罢工导致法院介入进入破产重组。当然，该案例还有文化冲突等因素影响。

事实上，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美国工厂》，福耀玻璃代顿工厂工人要成立工会的诉求就是劳工风险的一种表现，只是福耀最终通过给工人提升时薪而化解风险。

九、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风险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体系并不一致，很多企业在“抢滩”国外市场的过程中，由于对所在国知识产权法律不了解，往往处于被动。例如，一些企业的产品在国内没有遇到专利侵权纠纷，但是一出口到国外就产生专利纠纷，被指控专利侵权，甚至被查封、扣押、封存、责令赔偿。

二是知识产权壁垒风险。在传统贸易壁垒日益受到国际条约限制的情况下，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常常会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或者凭借其知识产权优势地位，对我国企业涉及知识产权的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和投资设置障碍。以知识产权构筑的非关税壁垒往往与标准捆绑在一起。

三是知识产权运营风险。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增多，企业不善于积累和盘活知识产权资产的风险也在加剧。我国企业出口货物被诉侵权的案件逐渐增多，很多企业仍然延续货物贸易的思维，不注重专利布局。

四是知识产权滥诉风险。国外竞争对手为损害我国企业的商业信誉，阻止其进入相关市场，经常会利用相关条款对我国企业发起诉讼。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日益觉醒，我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应当充分评估知识产权的风险，以免落入知识产权陷阱。

十、自然灾害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指由于自然异常变化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

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等。其中中亚、中东等地，属于地震多发地带。年印度洋大海啸、年海地大地震等，都给附近区域的中资企业的财产及人员造成了较大损失。

自然灾害风险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自然异变作为诱因，二是要有受到损害的人、财产、资源作为承受灾害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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