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怒人怨查士丁尼再征服运动真是为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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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再征服运动一直被世人看作查士丁尼皇帝收复失地的大一统功绩而得到普遍称赞，包括国内诸多具有影响力的学界大拿都将其性质钦定为“恢复罗马荣光”的正义之举，虽有劳民伤财之疑却无伤大雅。
甚至有些网络奇葩无视它带来的无数病入膏肓的灾难性影响，荒谬地选择对其各种造神。
在他们看来，不可控的大瘟疫和百年难遇的冰期气候才是造成东罗马帝国衰微的罪魁祸首，而再征服不仅一度阻止了帝国的倾颓，还为国家后来反攻波斯与阻挡阿拉伯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人力保障，可谓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不过，真相永远不会被谎言埋没。
｜被吹嘘为一代雄主的查士丁尼一世，实则为“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典范
事实上，查士丁尼的再征服除了导致耗尽帝国实力的恶果以外，基本没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正面价值，几乎可以称得上天怒人怨。
为什么
01
军事隐患
首先，再征服运动最直接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军事层面。为了保证作战胜利，帝国统治者必须向西部派出数量可观的远征军。
比如，汪达尔战争爆发时，查士丁尼组织了一支由3万名水手操纵的包括艘运输船、92艘德罗蒙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搭载贝利撒留1万名步兵和名骑兵前往北非。
而在随后更激烈的哥特战争期间，查士丁尼又多次派遣军队前往意大利作战，从而使得参与西征的部队总人次在公元年达到2万人的次高峰。
但他在哥特战争期间出动的最大规模的军队出现于公元年，当时东哥特人在亚平宁半岛的势力呈现全面死灰复燃之势，查士丁尼被迫让纳尔西斯统帅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前去收复失地。
这支部队中仅参与的蛮族士兵就有5名伦巴德人、名赫卢利人，估测总人数可至3万。
按照现代学者的测算，在再征服运动的20余年间，一共约有近5万名陆军士兵参与直接战斗，还不包括那些运载军队的海员。
注：仅仅公元年纳尔西斯就曾带领一支约3万人的军队进攻东哥特国王托提拉，在一些查士丁尼粉眼中，变成了征服东哥特王国的十几年大战一共只动用了2万人：
｜东罗马海军登陆北非
乍看上去，5万士卒并非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但若考虑到查士丁尼时代的总兵力一共才15万人，那么占用帝国全军1/3的资源用于对外扩张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的人力被用到再征服运动中，势必稀薄帝国其它边境的防御兵力，增加那些边界面对敌人的压力。
事实上，就在查士丁尼挥霍资源进行他心目中的收复失地大业时，多瑙河与东方边区即时不时地遭到敌人的袭击，有些甚至堪称险象环生。
虽然有赖于贝利撒留之类的军事奇才的努力，东罗马帝国能勉力维持疆土不失，但同时也无法对敌人发起报复性的打击。即使再征服运动结束后，它所造成的兵力紧缺问题仍未消失。帝国政府为了维持其在新征服地的统治，仍然必须留驻相当数量的士兵。
据统计，东罗马军队在穆斯林入侵前夕一共约有12万人，其中北非和意大利各自占有1万人的驻军，此前还另有数千士兵被布置于西班牙南部。
这些新占领地的驻军不仅分薄了原有边境的防御兵力，本身也处于随时遭受西哥特人、伦巴德人和摩尔人侵袭的困境中，尤其是西班牙的驻军，距离帝国中心最远，兵力又最薄弱，一旦帝国自身遭遇麻烦无暇它顾，他们的命运也就完全注定。
事实上，当公元年希拉克略因将主要精力用于和萨珊波斯的战争时，被抛弃的西班牙驻军也就被乘虚而入的西哥特人彻底打败。查士丁尼及其后继者这种把宝贵兵力派去执行不可行任务的做法，无疑是对帝国精英军队的浪费。
｜查士丁尼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阿伽提亚斯记述查士丁尼时代只有15万兵力，而统一的晚期罗马帝国则拥有高达64.5万士兵，后一数据显然是夸大其辞，因为即使是戴克里先罗马军力最强盛的时代，其规模也要小于50万。
可笑的是，一些查士丁尼脑残粉为了把导致所谓盛世崩塌的祸端栽赃到大瘟疫头上，不惜曲解阿伽提亚斯原意，称64.5万人是查士丁尼继位时的东罗马军队规模，大瘟疫后才降为15万，简直荒唐至极，见如下：
或许有人认为东罗马统治者可以在新征服地招募士兵以缓解军事压力，然而除了自古就以“大希腊”著称的南意大利居民对远征军比较亲近，西班牙、意大利中北部和北非等地早已拉丁化的广大土著们大多对再征服持观望态度，他们的语言习俗显然与东部帝国盛行的希腊文化格格不入，因此帝国的上述策略并不能为当地人轻易接受。
更何况，即使最初有不少意大利人和摩尔人确实因为“恢复罗马荣耀”的高调宣传而被哄骗，但当他们看到紧随军队而来的东罗马官僚和税吏如狼似虎般贪婪的嘴脸时，也足以打消任何继续支持再征服的想法。
事实上，就在再征服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亚平宁半岛居民参与其中的热情就已减退，而北非甚至爆发了此起彼伏的摩尔人叛乱。在这种情况下，查士丁尼又怎么敢放手将当地兵员吸纳进军队呢?
｜查士丁尼委派的贪官污吏致使意大利人不再支持东罗马
如此一来，再征服运动不仅加重了帝国的军事负担，而且在政治上同样也暴露出得不偿失的一面。
02
政治隐患
我们知道，自君士坦丁以来，罗马帝国东部历经两个世纪的政治集权和宗教改革，早已形成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成熟官僚教派体系；但本应同样如此发展的帝国西部却因蛮族入侵而被打断了以上进程，导致地方官吏和教会仍保留着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十分明显，这些地方势力和教会绝不会坐视手中的权力被再征服后的帝国官僚夺走，两者必然会为此产生冲突。
以罗马教廷为例，东罗马皇帝能够任意废立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却不能过多干涉西部教会的内务。
虽然查士丁尼自己尚能做到勉强控制教皇，但他的后继者却越来越力不从心，以至于在公元年发生篡位者福卡斯颁布敕令、承认罗马教廷乃所有教会之首这种公开打脸东部教会的事件。
毫无疑问，类似的冲突加剧了东西部的政治对抗，也让统治者们把过多精力牵扯进去，不利于整个帝国的稳定。
相比亚平宁半岛，北非的政治问题更加严重。帝国政府收复当地本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荣耀和权力，但派驻的总督却讽刺性的往往成为威胁中央政权的割据僭帝。
由于语言文化的迥异和地理环境的隔绝，君士坦丁堡除了再征服后的最初半个世纪，一直很难真正实现对当地的直接管控，从而使得总督能够不受束缚地掌控所有的军政权力。
这些地方大员无拘无束地坐拥特权，时日一长必然滋生自立的野心。
｜希拉克略皇帝将真十字架送回耶路撒冷
事实上，名垂史册并以东罗马悲情英雄著称的希拉克略皇帝，其父老希拉克略最初就是因战功而被委任的北非总督，他本人也正是在北非起兵，才得以一路打败福卡斯的党羽，成功进驻君士坦丁堡的；而就在他死后仅仅6年，由其一手任命的北非总督格里高利就因宗教问题与君士坦斯二世交恶，并公开发动叛乱。
这些地方与中央的冲突一直持续到阿拉伯人征服才算结束。
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帝国在西班牙的占领地也一定有类似的政治隐患，即使他们不被西哥特人歼灭，最后也必然会发展成独立政权。
｜查士丁尼再征服得到的意大利土地，在他死后不到40年就已丢失大半
不过，虽然政治军事已经被再征服运动弄得十分糟糕，但它最天怒人怨的地方却是在破坏经济上。
03
经济隐患
北非和亚平宁半岛多地的考古学证据都表明，再征服运动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十分严重。比如，北非出口的本地红陶曾于公元1-2世纪广泛销售于帝国各地，其品质得到较高评价。
虽然公元5世纪初汪达尔人的到来使其出口量急剧下跌，但它们在6世纪初一度有重新恢复并加大出口量的趋势，然而再征服运动却直接将这一趋势彻底打断，非洲红陶出口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在下一个世纪中叶完全停产。
与之命运相似的还有北非出产的谷物和橄榄油、意大利本土的各种高档葡萄酒类——这些昔日充斥于西部各地市场中的大宗商品熬过了蛮族入侵的艰难时期，却在查士丁尼再征服运动的打击下纷纷减产甚至停产，西地中海的商贸交流几乎停摆，无数手工业商铺因此破产倒闭，受到打压的各地经济直到再征服结束一个世纪后都未完全恢复。
可笑的是，某些人还坚定地认为就是凭借如此残破的北非与意大利财力支援，希拉克略王朝才能有效地阻挡穆斯林的攻势，诚可谓恬不知耻。
｜非洲红陶出口的变化趋势，可见-年中段，即再征服北非的6世纪30年代，出现明显下降。当时北非经济没有遭受任何瘟疫和其它自然灾害打击，显然只有再征服才是导致其变化的原因。
打着“恢复罗马荣耀”旗号的战争不光祸害新收复地，同样也对东地中海本部造成恶劣影响。
按普罗科庇乌斯之述，前任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驾崩时曾在国库中留下了32万磅黄金的巨额财富，但这笔钱因战争及其它原因很快就被挥霍一空。
不仅如此，为了填补再征服运动所需的巨额开支，查士丁尼不得不大幅提高税收。
一些资料表明，当时色雷斯和伊利里亚的农民为了缴纳赋税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但后者的利率分别高达5%和12.5%——显然这是当地农民所无力偿还的，众多小农为此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
如此涸泽而渔的政策，固然满足了当前的军事所需，然而却让后继者举步维艰甚至命悬一线：查士丁二世在继位时就曾哀叹国库一贫如洗；而莫里斯也是为了节省开支，才被哗变的福卡斯军团杀害。
｜不论古今中外，绝大部分造成帝国陷入动荡，民生凋敝的往往是人祸
当然，除了再征服运动，恰于同期发生的大瘟疫也加剧了国家财政困难。帝国人口因鼠疫杆菌的侵袭而大幅度减少，引起农产品价格暴跌和商品价格飙升，导致政府不得不下调金币质量，叙利亚的不少铸币厂甚至因此停产。
饶是时局如此艰难，查士丁尼还不肯豁免臣民拖欠的税款，以至于在他统治中期，也即再征服最高潮的阶段，这个帝国的税率达到了罗马历史上的最高点，瘟疫的幸存者被财政亏空压迫得几乎无法喘息。
尽管公元年查士丁尼迫于现状只能选择妥协，但其所作所为已经对帝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可逆的巨大伤害，难怪南斯拉夫学者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感叹：查士丁尼虽然取得了诸多成功，却留下了一个内力耗尽、财政经济完全崩溃的帝国。
然而某些网络奇葩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查大帝会犯如此可怕的错误，他们把帝国经济崩溃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瘟疫，仿佛只要推诿到后者头上，一切帝国衰微的根源就能得到解释。
04
帝国由此转衰
确实，查士丁尼大瘟疫对地中海世界造成了可怖的灾难，同时代的诸多史学家曾夸张地描述当时受到感染的帝都每天都有0人死亡，持续时间长达3个月，甚至政府官员记录死者超过23万后放弃了统计。
传统的现代估测也往往认为瘟疫给整个帝国造成的人口下降高达40%-60%，甚至有学者将该病元凶鼠疫拿来与埃博拉出血热做对比，做出堪比埃博拉致死率的可笑评价。
然而只要我们把该瘟疫与公元2世纪同样肆虐地中海世界的安东尼瘟疫做对比，就能发现上述估测过于夸大的事实。
｜安东尼大瘟疫
资料显示，两次瘟疫在地中海的传染幅度大致相当，但查士丁尼瘟疫持续的时间比安东尼瘟疫要长得多，因此造成死亡人数远超后者的假像。
单以公元6世纪而论，查士丁尼瘟疫导致的人口消亡开放估测大致也就在20%-30%之间，按保守估计更可以低至10%-20%。虽然确实给帝国造成相当沉重的破坏，却不足以单独摧毁帝国的经济根基。
更何况，大瘟疫对西地中海的第一次传播危害性显然远不如东部，意大利只有公元和年分别有过两份最早且零散的报告，真正遭致严重破坏已经是到了公元年，而当地的商贸交流如前所述此时已陷入停顿，显然不能把此地经济遭创的祸端归咎于瘟疫；至于北非，除了沿海几座已日趋衰败的大城市，瘟疫就压根没有造访到广大内陆。
总而言之，东罗马财政的崩溃是再征服运动与大瘟疫共同作用的结果，绝非二者单独就能达成。
图注：安东尼瘟疫（上）与查士丁尼瘟疫（下）在地中海世界的传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在传染幅度基本相当，烈度也相差不大，但查士丁尼瘟疫持续时间要比安东尼瘟疫长得多，因此造成的死亡要比后者多得多。
表注：特里高德《拜占庭简史》有关拜占庭帝国人口、军队、收入变化的数据。需要指出的是，该表存在对上述方面不同程度的高估现象，比如年时帝国人口和军队规模绝不可能有表上的那么多，但即便按表上计算，-年帝国人口也只是下降24.5%，而且还不可能全都是瘟疫造成的，因此实际上大瘟疫造成的人口消亡率只会大大低于这一数字。
平心而论，尽管再征服运动已被证明是祸国殃民之举，然而若非大瘟疫恰好同时爆发，也不至于对东罗马帝国产生严重到波及各行各业的恶劣后果。
但这并不能减轻查士丁尼的罪责，因为既然已经看到了大瘟疫给臣民带来的灾难，皇帝却为了虚幻的名誉，依然执迷不悟地坚持将再征服进行到底——事实上，他曾于公元年和年两次拒绝东哥特人条件相当合适的议和请求，第二次甚至都未接见使者就把他们赶走——十分明显。
如果帝国统治者胃口没那么大，而是将目标缩小为南意大利或北非，那么再征服运动也不会落得天怒人怨一无是处的结局，然而查士丁尼的一意孤行却毁了帝国最后的补救机会。
有这样一位纸上谈兵且刚愎自用的君王掌舵，东罗马的臣民们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看到“恢复罗马荣光”的那一天呢?
（END）
原标题：《天怒人怨：查士丁尼再征服运动真的是为了“恢复罗马荣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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